作者：吴伯凡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事观察员、节目主持人

摘要：尼葛洛庞帝早在互联网产业刚刚兴起时就指出，处理、传输信息不应该是计算机的核心功能，比“上网”更重要的，是电脑的去机器化（“让电脑更像人”），成为主动感知、探寻并悄然解决各种难题和任务的“英式管家”，而非毫无主动感知力和执行力、冷漠地处理少数信息的机器。在“后信息时代”，最重要的不是信息，而是智能。前三次工业革命解决的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自由移动，即消除物理距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技术，关注的是人与机器的“心理距离”。从古典 IT（工业技术，Industry Tech）、传统 IT（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到新 IT（智能技术，Intelligence Tech），是一次颠覆式的飞跃。

1996 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大陆出版。当时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处于萌芽期（全国上网人数不足 2 万人，赢海威公司刚刚成立，新浪、搜狐、网易在 1997 年成立，腾讯、 阿里巴巴、百度分别在1998、1999、2000 年成立），但各类媒体以这本书的出版和尼葛洛庞帝来华演讲为契机，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进行了大量想象性描述，尼葛洛庞帝理所当然被当作互联网的代言人，他的书被当作想了解互联网的人的必读书。

20 年过去了，这本书以 20 周年纪念版重新出版。仔细重读这本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承担了启蒙功能的书，我们会惊奇地发现 20 年前对它的推崇、追捧中包含着不少误会。我们不仅误读了它，而且几乎完全忽略了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和主张。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思想相当超前的书，所以我们今天读来不仅不过时，而且对产业界、学术界当下的热点问题（如智能硬件、 人工智能）颇具针对性、启发性和纠编性，倒是可以作为正经历从信息技术向智能技术转变的中国 IT 业界的思想启蒙读本。

尼葛洛庞帝

一、尼氏预言的成真和“失真”

《数字化生存》中有不少“20 年后……” 之类的话。在视频通话、直播已稀松平常的今天，读到这样的话我们觉得亲切：“20 年后，当你从视窗中向外眺望时，你也许可以看到距离 5000英里和 6 个时区以外的景象……阅读有关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材料时，你会体验到身临其境的感觉。你一边欣赏威廉巴克利的作品，一边可能和作者直接对话。”
但作者的预言并非都已成真。比如，他说“20 年后，你可能对着桌上一群八英寸高的全息式助理说话，声音将会成为你和你的界面代理人之间最主要的沟通渠道。”语音识别在今天固然是热门话题，但这种技术成熟到成为主流的人机对话方式还有待时日。

他还断言，“未来 5 年”（即 2001 年），“可穿戴设备可能会成为消费品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事实上，可穿戴设备最近两三年才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而且雷声大雨点小。

好技术、好产品、好市场之间的距离常常是似近还远，有时还会是“望山跑死马”，确定时间点的难度远大于预见大趋势的难度。一个初现端倪的市场在到达“奇点”之前，其进展的速度往往慢得让很多人丧失耐心和兴致，只有极少数在奇点临近时痴心不改，并且幸运地熬过信心和耐心考验的坚守者方能赢得“大爆炸”的市场机会。

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已经完成了项目的 90%，接下来我们要完成剩下的 90%”。相对可控的微观层面也会出现日程滑坡，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更是不言而喻了。

尼葛洛庞帝是技术专家，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对技术产品和产业的预言都是从技术角度出发，而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常常是技术、商业生态、产业政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制约的结果。技术提供了可能性，但技术不能信马由缰，而且技术本身的发展也越来越呈现为非匀速、非确定性。 在一个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时代，确定地预言未来的风险性越来越大。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预见未来，抵制关于未来的预言。不管承认不承认，人在当下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对未来的某种预判，即使我们明知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只不过，这样的预判是需要快速迭代（短周期的、持续不断的微调）的。

快速迭代是在不确定时代化解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战略短视症与战略远视症有效的工具。它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世界观，它让我们在 VUCA（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 Ambiguity，即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雾霾中感知未来，让我们保持预判的同时调校预判，又在随机应变中葆有确信。

从卜筮问天到大数据技术，人类对预见未来的渴求从未改变。 然而“先知”的角色一直是尴尬的—— 既受到推崇和追捧，又受到冷落和排斥。特洛伊公主卡桑德拉被宙斯赋予预言未来的能力，同时又受到宙斯的诅咒—— 她所预言的都是真的，但她的预言都不被相信。

预言是一种资源（而且常常是并不稀缺的资源），但相信预言是一种能力——如何相信、如何对待预言。平庸和懒惰让我们相信——进而唾骂——算命先生“铁嘴直断”的预言，困难的而且真正值得做的，是从预言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答案。这需要智慧、勇气和毅力。

预言是一段包含各种颜色的光谱，一端是常人一听就懂的常识，另一端是让梦想家着迷的幻想，前者是廉价的，后者是危险的。在二者之间，隐藏着关于未来的、只对独具慧眼者显现的秘密。重要的不在于预言者说出了什么，而在于预言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什么信息，在于它提供了怎样的知识和体验的视角，以便我们构想我们自己的剧本。

二、“上网” Vs. “界面代理”
重要的是，尼葛洛庞帝在谈论“全息式助理” 和“可穿戴设备”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这是我们二十年前读他的书最易忽略的。

我们一直把他当作是所谓“互联网时代”或“信息时代”的预言家，而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尽管他花不少篇幅谈了比特与原子的区别，谈了环状结构的电视网与星状结构的互联网之间的不同，谈到了互联网对物理空间的消解导致社会、民族、国家形态和地位的巨变。

但这本书并不是为当时刚刚兴起的网络大潮而写。这一点作者说得很明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清界面代理人的构想和目前大众对互联网络的狂热以及用Mosaic 浏览互联网络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网络黑客可以在这种新媒体上冲浪、探索知识的海洋，沉溺于各种各样崭新的社交方式。这种环球同此凉热的互联网络发烧现象不会减轻或消退，但它只是行为的一种而已，更像在直接操纵，而不是授权代理。

简言之，相对于“直接操纵”的上网行为，作者更关心的是“界面代理人的构想”。
二者之间的差别何在？

兴起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互联网，其基本功能是信息的转输和连接，互联网产业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信息产业。而事实上，信息的互联互通只是互联网最直观的表象。

当移动互联网逐渐将传统互联网（以 PC 为终端）边缘化的时候，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互联网与其说是信息的传输，不如说是人与人的连接。传输、搜寻、获取信息只是手段，比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用信息来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无需我们去做，有人（代理人）来帮我们去做。

比如说，我们在谷歌（搜索引擎）上输入一个地名时，马上会得到与这个词有关（包括许多我并不需要的信息）的各种信息，我必须调动智能来筛选、识别出我真正需要的信息。我搜索这个地名的直接目的是去那个地方，所以我还得把这些信息在我的头脑里还原为一幅地图。

如果我是在地图（谷歌地图）上搜索，得到的信息就更直观了，更有助于我驾车到那个地方。但如果这不只是一幅地图，而是能一路上导引我驾驶的导航应用（谷歌导航）就更好了。这还不够。最理想的是，如果我完全不用开车，而只需告诉我的汽车（谷歌无人驾驶汽车）我要去那个地方，它就把我送到那个地方了。

从搜索引擎到无人驾驶汽车，这是一个信息（Information）的功能份额递减，而智能（Intelligence）的功能份额递增的过程。换言之，这是一个从“直接操纵”到“授权代理”过程。二十年后再来读《数字化生存》，我终于明白了尼葛洛庞帝在书中特别强调，而让读者觉得突兀甚至大惑不解的概念——“后信息时代”。

记得当年尼葛洛庞帝在北京演讲时，有一个听众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中国今天刚刚说要迈进信息时代，你却在讲什么后信息时代，你的理论对中国有指导意义吗？你的后信息时代到底是指什么？”

由于我当时与提问者有相同的质疑和不认可，所以对尼葛洛庞帝的回答完全没听懂，所以现在一句也记不起来。到了今天，我可以大致想象当时说了些什么话，因为在《数字化生存》中， 对于人类（当时）正在进入的是后信息时代而不是信息时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转变，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后信息时代。”在他看来，在后信息时代里，人们并非不再需要信息，相反，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更加迫切，只不过，他们需要的不是数量巨大但相当粗放、个人针对性甚微的信息。

比如说，人们还会需要看新闻，但既非在电视上、报纸上看新闻，也不是“上网”去看新闻，而是通过私家编辑（智能传输端）或私人秘书（智能接收端）来获取新闻。前者“就好比《纽约时报》根据你的兴趣，为你度身订制报纸”。后者是一种智能筛选系统，好像是对你个人兴趣（包括隐秘的偏好）了然于胸的私人秘书，“根据你的兴趣、习惯或当天的计划，从中撷取你想要的部分”。

在这里，最重要的（当然也是最难的）不是信息，而是智能——对个人需求的深度认知，并基于这种认知进而对信息进行的精准识别：在后信息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所有商品都可以订购，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当传媒掌握了我的地址、婚姻状况、年龄、收入、驾驶的汽车品牌、购物习惯、饮酒嗜好和纳税状况时，它也就掌握了“我”……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而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

说得更直接些，在信息、产品、服务变得“极端个人化”的后信息时代，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拥有极度善解人意的“代理人”。“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

这回我们谈的不只是要选什么汉堡佐料那么简单，在后信息时代里机器与人就好比人与人之间因经年累月而熟识一样：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 它甚至连你的一些怪僻（比如总是穿蓝色条纹的衬衫）以及生命中的偶发事件，都能了如指掌。

”如果是这样，那么所谓“信息产业”的主要任务就不再是生产和传输信息，而更像是“裁缝业务”，以信息为原材料，量身定制各种产品和服务。“下一个 10 年的挑战将远远不止是为人们提供更大的屏幕、更好的音质和更易使用的图形输入装置；这一挑战将是，让电脑认识你，懂得你的需求、了解你的言词、表情和肢体语言。”

设计问题将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但这种设计远不同于通常的工业设计，而是围绕设备如何善解人意而展开的界面设计。“无论你把电脑应用在什么地方，都必须把丰富的感应能力和机器的智能两者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有效的界面设计。”

三、冷冰冰的机器 Vs. 有温度的“管家”

二十年前读《数字化生存》，颇为不解的是作者如此关注界面这样一个“面子”（边缘）问题而不是像电脑的算法、性能等“里子”（核心）问题，现在明白了：界面决非一种外在装饰和表现，唯有“慧于中”的内核方能呈现为“秀于外” 的界面，要实现真正的人性化界面，电脑必须拥有灵敏的感应能力和强大的智能。

但我们尴尬地发现，今天的电脑（包括手机）与二十年前的电脑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所谓 “智能终端”的智能程度低得可以忽略不计。它们仍然是需要我们费劲地操作才能执行命令的工具，而不是主动感应、识别我们的意图、不动声色地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机器仆人”、“电子秘书”。

正如尼葛洛庞帝说的，从某个角度看，电脑的智能化程度甚至比不上“装了传感器的现代盥洗室”——当我们夜里走近盥洗室的门的时候，里面柔和的灯光就自动亮起来。而电脑（包括今天的智能手机）远没有这样贴心，这样“有眼力劲儿”，它们仍然需要我们用键盘、鼠标、手势来费劲地下达命令，我们与它们朝夕相处，但它们对我们了解和体贴微乎其微。换言之，它们仍然是冷冰冰的机器，而不是有温度的“代理人”。

“我对界面的梦想是，电脑将变得更像人。” 电脑将具有对人的识别能力。每个人的脸其实是他的“显示设备”，其他人能够从你的“显示设备”快速地解读出你的需求和意图，并随之做出反应。所谓电脑变得更像人，就是让电脑与人通过彼此的“脸”（“界面”的本义即“交互的脸”，Interface）进行顺畅的沟通和交流，使“人与电脑的对话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谈话一样容易”。

尼葛洛庞帝把他想象中的真正具有人性化界面的智能设备比作“老练的英国管家”。这样的管家能替你“接电话，识别来话人，在适当的时候才来打扰你，甚至能替你编造善意的谎言。这位代理人在掌握时间上是一把好手，善于把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懂得尊重你的癖好。”

应该说，这样的管家不是一个具体的代理人，而是一个“代理人系统”。你今天早晨要坐的航班晚点了，这个代理人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这个信息，并自动改变你的闹钟设置，根据实时的路况确定你出发到机场的时间并约好车准时接你，你坐上车上时代理人系统已经悄悄地帮你办好了值机。它是你的管家，也是你的私人秘书，在各种场景下卓有成效地代表你去完成你授权给它的种种事务。这样的秘书的智能性不仅仅在于它有高智商，而在于你与它之间有深度的共识，它能时刻“为你的最佳利益着想”，它拥有的一种“爱因斯坦也比不了”的高智能。

四、智能时代的主题：“心有灵犀一点通”

高智能与高智商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呢？说得通俗点，二者的不同相当于情商与智商的差别。我们在选择管家和秘书的时候，真正看重的是其情商而不是智商，因为你在与他相处时的体验的优劣，取决于你与他之间的默契——无需明示的、无缝的沟通和协同。
信息传输的硬条件是信息量（比特数）和带宽，二者决定了信息传输的效率，但比效率（Efficiency）更重要的是效果 (Effectiveness)。

尼葛洛庞帝讲到了一个假设的场景。他和妻子与另外四个人一起吃饭，大家谈到了某个人，谈得好不热闹，说到某件事的时候，他向坐在对面的妻子眨了眨眼，她的妻子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有一个人注意到了，饭后就问他当时眨眼提示妻子什么事情。尼氏告诉他，他们夫妇俩正好头一天晚上与他们谈到的这个人吃饭，了解到这个人的很多事，所以他们之间的沟通只需要一个眼神。

他想说的是，“传输者（我）和接收者（我太太）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采用简略的方式沟通。……当你问我，我和她交流了什么时，我不得不把所有的 10 万比特全部传送给你。”

人性化界面要解决的，是如何用  1  比特的带宽占用传递 10 万比特的内容，如何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实现沟通的高效能。

由此可见，沟通的核心不是信息（information)， 而是智能（intelligence)。尼葛洛庞帝所说的“后信息时代”，其实就是“智能时代”：当我谈到界面代理人时，经常有人问我：“你指的是人工智能吗？”答案是“没错”。但是这个问题中夹杂着些微的怀疑，主要是因为过去人工智能给人们许多虚无的希望和过高的承诺。此外，很多人对机器能够拥有智慧这样的观念，仍然深感不安。

计算机科学在发展中、不知不觉中剑走偏锋了——沉溺于计算和信息处理，而将智能置之脑后。图灵首创了“机器智能”的概念，在他的设想中，计算机器要完成的任务是“智能”，而不仅仅是信息处理。衡量计算能力的标准，不是计算机如何高效率地生产和处理信息，而是实现智能。后来，明斯基等人工智能的先驱关心的仍然是认知和识别，如何识别文本，了解情绪，欣赏幽默，以及从一组隐喻推出另一组隐喻。也就是说，如何让计算机具有“人情味”，具备人的常识。

一个能以高速运行的计算机能够高效地处理信息，但却分辨不出猫与狗这两种动物，而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尽管不知道猫和狗的定义，不了解猫狗差别的关键数据，但他具有计算机不具备的能力——直觉，仅凭直觉（而不是计算和推理）， 他就能做出判断。

与机算机相比，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还有巨大的优势：他是通过“并行信道”（手势、眼神、 脸色、说话语气等多种“语言”）来与他人进行沟通的——说不清楚时可以“比划”清楚，听不明白可以看明白。事实上，成人之间最有效、最默契的沟通也是通过“并行信道”（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来实现的。

尼葛洛庞帝说，假如你只会讲一点点意大利语，和意大利人通电话将会非常辛苦。但当你住进一家意大利旅馆，发现房间里没有香皂时，你连说带比划，就能让服务生把香皂给你。他是在提醒我们，以高性能的计算能力、高带宽的传输能力为目标的信息技术并不能为我们带来高便利的服务。

论单纯的计算能力，智商最高的人也比不过一个普通的计算器，但若论包括常识、直觉、并行信道沟通、模仿式学习，最先进的计算机还是学龄前儿童，所以，替代信息时代而起的，一定是智能时代。

从 1776 年瓦特发明蒸汽机至今，人类一直用技术在再造我们的世界。物质、能量和信息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蒸汽机解决了物质在物理空间的自由移动，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典型技术，就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我们可以称之为“古典 IT”（Industry Tech，即工业技术）。

电气（发电和电子传输）技术解决了能量的自由移动，也部分地解决了信息的自由移动（如电报、电话、广播电视），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彻底解决了信息的自由移动，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类技术可以称为“传统 IT”（Information Tech，即信息技术）。无论是“古典 IT”还是“传统 IT” ，都是在消除物理空间距离，即解决因“身无彩凤双飞翼”而导致的空间阻隔问题，这些技术是对人的体力、感官能力（如听力、视力）的延伸，也部分地解决了人的脑力的延伸（通过计算机）。

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早期，在物理的距离消除之后，人类开始试图消除人与机器的心理距离——赋予死板、冰冷的机器以智能（而不是单纯的计算能力）和“温度”，让人与机器在整体智能层面上进行平等、无障碍的沟通，这种技术可以称之为“新 IT”（Inteligence Technology，即智能技术 )，在人与机器之间实现“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就是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我们已经进入的“后信息时代”。这本二十年前写的书，就是关于“新 IT 时代”即智能时代的宣言。

吴伯凡，“后信息时代”的来临：从信息到智能——重读《数字化生存》，汕头大学学报网络空间研究，2016年第4期，第106-110页。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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